據中國典當網。伴隨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制度變遷，新興金融業態不斷涌現，傳統金融也在日益競爭的格局中不斷創新，新舊金融業態交織互動，共同推動著我國金融業態的演變和發展。總體呈現四大演變：一是金融組織形式的演變。金融控股公司的陸續出現使混業經營模式逐步浮出水面，同時各類新型的專業化、功能性金融機構不斷涌現；二是金融業務模式的演變。跨業、跨市場融合，同業市場、理財業務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脫媒對銀行功能的弱化、利率市場化加速金融脫媒的疊加效應；三是融資渠道的演變。金融創新的深化，使得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融資渠道脫媒化不斷增強，傳統的銀行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四是金融新業態的演變。阿里余額寶、騰訊微信支付、P2P、網絡銀行、手機銀行，互聯網、電商巨頭競相涉足金融領域。金融業態演變在促進金融服務效率和水平提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形成了一系列亟待高度關注的矛盾和關系。
現實存在的混業經營與現行的分業監管體制
自《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實施后，金融業由“分業”向“混業”轉變漸成金融業進一步發展的國際性趨勢，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經營體制已走過了由分業向混業的演變。在我國，盡管“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藩籬尚未打破，但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和創新，特別是銀、證、保邊緣業務的合作與創新，原有的分業經營所設定的邊界逐漸模糊化，事實上已經進入了“混業經營，分業管理”時代。這種變化對現行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嚴峻挑戰，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模式做出相應的調整。但這種變革或調整，是否意味著分業監管走向統一監管是不二選擇？
盡管國際金融監管模式的歷史演變總體上遵循從統一監管到分業監管、又從分業監管到統一監管的軌跡，但采取何種監管模式更有效，從實踐層面尚未形成定論，不同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對監管模式的選擇并無定式。在我國，基于現實存在的混業經營，關于分業還是統一監管的爭論一直是業界熱議的話題。實行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最核心的原則應該是對制度變遷成本（包括監管成本和執行成本）的考量，即：這種變革是否能真正達到預期目標，能否有效解決混業經營格局下的監管真空問題，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業運行面臨的監管成本，能否切實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和效率。
因此，當前我國因應金融新業態下混業經營，除了強化監管內功、進一步轉變監管方式外，還應著力處理好幾個問題：一是強化監管協調機制，努力降低協調成本。以部際聯席會議為基礎，加強三家監管機構基于整體金融市場發展視角及不同子市場之間的協調，盡可能減少業務交叉和重復，降低監管成本。二是加快制度創新，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制度，強化對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三是強化功能監管，加快由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轉換。三個監管部門在部際聯席會議框架下，監管的視角更注重于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及其所能發揮的功能。
銀行業發展轉型與影子銀行監管
“影子銀行”是近年來業界熱議的話題之一。社會各界對“影子銀行”本身的概念、定義也不完全統一。國務院“107號文”從監管角度將我國的影子銀行歸納為三類，但在具體細分尚存分歧。尤其是第三類“持有金融牌照的機構”的部分業務，如部分類業務、銀信合作，被視為銀行中的“影子銀行”，而且這類業務無論和影響均在影子銀行系統占據核心。
從銀行角度看，基于“理財業務”的影子銀行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既反映了現行的金融經營機制與監管體制博弈的結果，也反映了傳統盈利模式困境下現代金融轉型的迫切性與體制機制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隨著金融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傳統銀行存款來源、信貸規模方面都受到約束，傳統的盈利模式日益暴露其弊端，倒逼銀行通過各種“金融創新”來彌補傳統業務的不足，以穩住銀行利潤基礎。如通過理財業務、私人銀行業務吸引資金或變相高息攬儲；通過銀信合作、信貸資產證券化將表內業務表外化。
客觀地看，影子銀行通過資產轉移和證券化操作，拓寬了傳統銀行融資渠道，提高了資金流動性，對于盤活存量信貸資產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對金融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一方面，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順應了金融業對新型產品何全面服務的需求，也是銀行業轉型的必然結果，體現了金融業由投資儲蓄媒介的壟斷行業向依托現代信息技術的金融服務業的轉型。另一方面，影子銀行的發展對傳統金融體系造成了沖擊，其負效應不可忽視。影子銀行迫使銀行增加表外業務，導致商業銀行變得更加投機，影響金融系統的穩定。但影子銀行快速發展的一方面，同時影子銀行體系中出現的金融風險會被傳導至正規銀行體系，從而導致了風險的傳染，并增加了系統性風險。
因此，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應疏堵結合。除了按照國務院“107號文”要求加強對理財業務、信托業務的監管外，關鍵是要推進制度創新，包括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嚴格的量化貸存比和貸款額度要求。要通過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發展直接融資、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推動商業銀行轉型，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表內外理財產品，逐步減少總量，優化結構，促使其將一部分影子銀行業務回歸傳統的存貸款業務。至于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影子銀行的監管，需要制定全國統一的監管制度和經營管理規則，厘清相關部門的監管職責，加強相關部門的聯動和信息共享。
民間融資的陽光化與銀行風險防火墻的建立
民間融資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資金融通形式，其積極與消極作用均非常突出，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下表現程度不同，優劣態勢對比不同。近年來，隨著實體經濟運行環境的變化，以及房地產等行業高回報效應的影響，民間融資的功能也從單純地為閑置資金尋找出路、緩解經營性資金周轉困難轉為依賴民間借貸作為主要收入渠道。一些投資公司、咨詢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紛紛介入民間借貸，以企業注冊墊資、銀行貸款“過橋”、短期資金周轉等方式直接向社會提供融資，加劇了民間借貸的投機性，增大了民間借貸的風險，給銀行信貸資金造成風險敞口。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民間融資的兩面性認知日益深刻，要求民間融資陽光化的呼聲也日益強烈。浙江出臺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無疑將民間融資的陽光化大大推進了一步，但民間融資的痼疾依然。盡管民間融資的監管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門負責，但資金的流動性導致民間融資風險向金融體系傳染，始終是懸在金融體系頭上的一把劍。如何構筑起銀行信貸與民間融資之間的防火墻，成為當今銀行業亟待研究和探索的課題。
有效防范民間融資風險向銀行體系傳染需要多向思維。首先，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成為消釋銀行民間融資外部風險的關鍵。利率市場化的實現，將大大縮小銀行借貸利差以及銀行貸款利率與民間融資利率的利差，減少套利機會，平抑實體企業參與民間融資的動能。其次，加快民間融資立法是民間融資陽光化的前提。要盡快在法律上明確民間融資合法主體、方式、利率、程序和廣告刊登等內容，界定民間融資與非法金融活動、高利貸的界限，并明確非法金融處置依據和程序。盡管浙江出臺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但無論法規的層級還是實施的范圍均很有限，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和全國范圍內推進民間融資的立法。第三，完善商業銀行管理機制是建立外部風險防火墻的基礎。要有效隔離外部風險對銀行體系的沖擊，堵塞由于銀行自身制度缺陷預留的風險傳染通道，特別是在貸后管理上，要強化對借款人貸款用途的跟蹤，防止貸款被挪用、特別是被轉貸。同時，鼓勵銀行機構創新還款方式，科學設定貸款期限、額度，實現與企業經營周期的匹配，避免產生不合理的轉貸需求，以擠壓民間借貸空間。
互聯網金融新業態崛起與傳統金融的競合
近年來，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社交網絡等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迅速崛起，從阿里小貸的成功、到眾籌模式的興起，再到余額寶的大熱，使金融業態發生全新的變化，對傳統金融形成較大沖擊。
在新業態下，金融業的傳統格局能否被打破，或如媒體所渲染的，互聯網金融能否顛覆傳統銀行業？筆者的觀點是否定的，對互聯網金融的特性、地位及其與傳統金融的關系需要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唯有如此，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才不會迷失方向，傳統金融在互聯網金融的沖擊面前才不會亂了陣腳。
首先，互聯網金融是內生與金融生態產業鏈的一種創新，是依附而非決裂于傳統金融生長的金融新業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是由金融消費者的需求催生出來的。互聯網金融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消費者在消費和投資方面的便捷性要求，也有效地降低了金融的門檻，而這些恰恰是傳統金融行業相對欠缺之處。由于金融和互聯網都是基于數據延伸出來的行業，所以二者本身就有先天的關聯性。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革新，其將觸角伸向與之靠近的金融也是必然的趨勢。相應地，從長遠看互聯網金融也是傳統金融發展的戰略取向之一，或傳統金融貸開發的藍海。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論是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還是支付公司，都是互聯網金融生態產業鏈里的一環；銀行提供的是基礎的服務，第三方支付則是應用層面和服務層面的支持和延伸。
其次，互聯網金融的崛起是對傳統金融的一種補充。互聯網金融是跨界融合的創新。互聯網金融利用信息技術為資金需求方與資金供給方之間提供不同與傳統金融機構的新渠道，使資金融通更加便捷、高效效率。但無論從客戶對象還是業務內容看，互聯網金融僅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互聯網金融的客戶僅限于以互聯網為依托的電商，以及零售用戶；這些客戶往往是在抵押擔保等方面達不到銀行門檻、在正常的銀行體系里難以融到資的客戶。從目前情況看，畢竟整個社會主體的結算支付還是由銀行體系完成，整個社會財富的主要部分是在銀行體系之間流轉，第三方支付的交易量在整個金融體系的支付規模里占比僅1%左右。
再次，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銀行有一定影響，但沖擊畢竟有限，更談不上顛覆。我國金融市場效率低下、資金配置錯位嚴重的現狀下，互聯網創新更多體現在資金融通渠道的拓寬上，即滿足銀行主體客戶之外的融資需求和提升資金收益率，而這方面恰是傳統金融的軟肋，因此易對傳統金融造成沖擊。互聯網金融主要從三個方面影響傳統銀行業：客戶維護和拓展、存貸款業務和中間業務形成；但由于傳統銀行和互聯網銀行的主要客戶交集很小，二者的業務性質存在較大差異性，這些沖擊很有限。而且，無論互聯網金融如何發達，第三方支付所完成的客戶之間的交易其實是二級帳戶，其終究還需以傳統銀行為依托，始終脫離不了銀行體系。試想，如果沒有傳統銀行的信用卡、存款賬戶的支撐，互聯網金融“毛之焉附”？
最后，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總體上是一種競合關系。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網絡支付行業對商業銀行零售業務及支付結算類中間業務的沖擊，包括信用卡業務、個人信貸業務、代收代付（公用事業費、保險費等），以及與財產、資產管理相關的流動資金管理解決方案、應收賬款融資、基金網銷等。但總體看，隨著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存在競和關系，二者互相融合滲透、互相補充替代。特別是在網絡支付安全方面，二者的利益訴求一直，客觀上需要在支付服務的安全控制、風險管理等領域互相合作。
客觀地看，互聯網金融有互聯網的競爭優勢，表現為：客戶粘性較強，服務的多元化、個性化，以及比較強大的大數據分析等；傳統金融自有傳統金融的優勢，包括在金融品牌、人力資源及長期形成的巨大用戶資源和風險控制能力等。面對互聯網金融的沖擊，傳統金融關鍵是要能從中深刻反思自身的經營服務理念，在經營方式、業務體系揚長避短，不斷創新。在大數據時代，傳統金融尤其需要與互聯網金融緊密結合，一方面推進銀行本身的數據驅動發展方式，另一方面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把控，從而二者實現互利共存的“競合關系”。必須清楚地是，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的競合，最終要回到一個最基礎的問題：金融的支撐是什么，或金融服務模式所賴以存在的經濟主體形態是什么，如果不弄清這一點，盲目提銀行觸網，可能會令傳統金融很受傷！
互聯網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互動
相較于傳統金融行業，互聯網金融涉及面更加廣泛、業務更為多元化、創新層出不窮，互聯網金融客戶的泛空間性，風險依托互聯網的快速傳遞性，使風險監管充滿更多的不可控、不可測性。如何通過有效監管促進互聯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成為目前極富挑戰性的重要課題。
為了確保互聯網金融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而不是脫離實體經濟獨自起飛，金融監管要在有效創新和防范過度創新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必須關注金融發展一般顧慮和國家特定稟賦之間的良好結合。考慮到制度選擇和發展過程當中的各種基本的規律，還要結合特定國家在經濟基礎、文化特質和制度框架等方面具體的特征。在如此基礎上構建的效率性和穩定性相互統一的互聯網金融體系，才有可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要堅守底線。互聯網金融的道德底線、風險底線，就是不能成為傳統意義上的非法集資。互聯網金融在迅速崛起的同時，也有不和諧音。一些公司涉足P2P網貸，有些公司甚至出現涉嫌非法集資的現象，打擦邊球；一些公司不注重長期可持續發展，而注重短期的拼規模，非常急功近利，也給這個行業帶來很高的風險。因此，堅守上述底線，是維護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前提
其次，要差異化監管。互聯網金融尤其獨特的客戶秉性和業務內涵，表現出與傳統金融不同的風險特征。因此不能傳統商業銀行的標準監管互聯網金融，否則互聯網金融永遠發展不起來。應根據互聯網金融的特點以及它的風險結構，制定一個適合互聯網金融成長和發展，同時又能保證人們財產安全的監管標準。
第三，要加快構建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要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要從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社會信用體系構建、信息網絡安全維護等方面加快相關法律的立法進程，強化行業準入，確定監管主體。逐步搭建起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基礎性法律體系，為了避免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要盡快建立起正規監管與行業自律相結合、跨部門跨地域的多層次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要充分發揮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通過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和自律公約、督促會員貫徹法律法規和履行自律公約、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和會員合法權益等方式，實現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我管理，促進互聯網金融行業健康發展。此外，要加強國際監管合作，積極與國外政府、金融監管部門開展交流與合作，對跨國性的金融交易實行統一的監管標準，共同打擊跨境互聯網金融犯罪，保護本國用戶在國外、外國用戶在本國的合法經濟金融權益。
第四，要高度重視對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在互聯網環境中，信息采集、傳播的速度和規模達到空前的水平，過量化、復雜化、非對稱性的信息使得消費者識別有效信息的難度大大增加，消費者的知情權受到挑戰；而且網絡安全隱患使得消費者各類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賬戶信息、資金信息等在互聯網傳輸過程中存在被非法盜取、篡改的風險，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金融隱私權。因此，在互聯網金融監管中，要極端重視對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要把建立健全互聯網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列為互聯網銀行準入審查的重要內容。同時，要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特別是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教育，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構建良好的互聯網金融市場環境。（信息來源：中裕冠典當行 閆鳳菊，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