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工作學習心得
集團辦行政總務處 處長：黃幼華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如果說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跡的話，那么深圳的突飛猛進就是這一奇跡的金字塔尖。
1979年，深圳建市時GDP不足2億，而到了2017年，這一數值已經高達2.2萬億元，猛增了1.1萬倍（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同一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了約200倍。就像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增速望塵莫及一樣，中國其他城市面對深圳，也不免瞠乎其后。
今天的深圳，生產總值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國第三，在增速方面維持一線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術發展關鍵指標之—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協定）國際專利申請上，深圳遙遙領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據中國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國的43%），同時僅次于東京位列全球第二。
如果把深圳當做一個經濟體，放在國際上去比較，那么其GDP已經超越以色列，其2.71萬美元的人均GDP水平，與中等發達國家西班牙和韓國相近。
深圳既非古來富庶之地，也沒有什么獨特的自然資源，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區（據《經濟學人》統計，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樣的經濟特區已超過4000個），其崛起之快卻可謂前無古城，后難有來者。
那么，這座40年前在經濟版圖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年輕城市，是如何憑空出世，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研發的中心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典范的呢？這背后，又經歷了哪些曲折、有趣的故事呢？
1、歷史很單薄
我國是文明古國，多數城市都能追溯悠久、燦爛的歷史，但深圳是個特例。坦誠而言，這片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東側的區域，在歷史上并非人文富庶之地。
公元前三世紀末，秦始皇遣軍南征，將嶺南并入中國版圖后，珠江三角洲的百越地區開始受南海郡（郡治在今廣州）管轄；東晉初年（331年），晉成帝分南海郡地設立東官郡，兼置寶安縣，其轄地包括現在的香港全境以及深圳大部分領土，是為寶安立縣之始。
自被納入中國版圖后，兩千多年的歷史并沒有給今天的深圳留下什么重要的歷史古跡。從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所占數量來看，全國有4296項古跡獲此認定，深圳只占其中1項——明代大鵬所城，這在我國的城市中基本處于墊底水平。
作為深圳最大的古城，大鵬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建成面積僅為11萬平方米，即十幾個足球場大小，僅僅是同時期建設的北京城的1/600。可以想象，在浩浩歷史長河中，此地長期是人煙稀少的邊陲地界，并無興旺發達的跡象。
1842年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在《南京條約》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侵略者，開啟了后來的“深港分治”局面。在1860年和1898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清政府又將寶安縣（時稱新安縣）深圳河、沙頭角河以南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英國，從此確立了陸港之間的分界線。
自此所講的都還是寶安縣的歷史，那么寶安是怎么變成深圳的呢？是鐵路成就了深圳。
“深圳”在客家話中意為較深的田間水溝，在原居民的語境下，只是指現今羅湖區東門市場一帶，即“深圳墟”（“墟”意為集市）。這就相當于今日深圳的區域內出現了36個墟市，深圳是其中比較大的一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歷史文獻中第一次出現了對深圳墟的記載。
清末（1907年），廣九鐵路（廣州-深圳-九龍）開始修建，并在當時的深圳墟設站。1911年鐵路貫通后，極大地便利了交通，深圳墟人口聚居逐漸增多，工商業日趨興旺，發展形成寶安縣重要的經濟活動中心。
1931年，深圳鎮設立。解放后的1953年，寶安縣人民政府將寶安縣城從南頭搬到深圳鎮，從此，深圳鎮成了全縣的中心區。再到1979年1月建市時，考慮到“深圳”的知名度已經比“寶安”更大，廣東省委決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級市命名為“深圳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名稱。
2、形勢很緊迫
新中國成立以來，寶安縣國民經濟雖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與河對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遠。
“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卻有上百倍的懸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寶安人開始“逃港”，偷渡者們不惜冒著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險，紛紛抱著輪胎或泡沫游向對岸。
據統計，1957-1979年間，寶安至少有約六七萬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壯勞力。當時流傳一句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這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當時的狀況。1978年時，寶安的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對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賺13000多港幣，而且那時港幣比人民幣“值錢”。因此，香港對當時的寶安人有極大的吸引力，大到從寶安羅芳村人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個新的羅芳村。
后來，寶安的邊境管理嚴格起來，河兩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屬親友自由往來，于是便約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兩岸見面，喊話溝通。這也是當時寶港之間“界河會”的一大奇景。
1978年7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前往“逃港”問題嚴重的寶安縣視察。在沙頭角的中英街，習仲勛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中非常難受，他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為了盡快縮小兩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組到寶安、珠海兩地調研后，廣東省委于當年10月向國務院呈報《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兩縣建設成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同時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邊防城市。
廣東省委的新思路，與中央的開放政策不謀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鄭重其事地向中央領導提出：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當他聽說要劃出一塊地方，但老定不下個名來時，就說：“就叫特區嘛！原來陜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對這些敢于提出創見的先行者，以一種革命家的語言鼓舞道：“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廣東省確定把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市劃為出口特區后，開始研究深圳經濟特區的范圍，最終確定在深圳市南部，東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誕生。當時全中國正處在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歷史關頭，新生的深圳經濟特區，在中國的制度創新、擴大開放等方面承擔著試驗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3、速度很驚人
1979年深圳建市后，最先開發的是蛇口工業區。
當年2月2日，國務院批準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中國大陸第一個出口加工工業區。經過認真的規劃設計后，7月8日，蛇口工業區開始炸山填海，正式破土動工，這也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后，大規模的城市開發隨即全面鋪開。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中央軍委及時調遣兩萬基建工程兵進行支援。同時，來自四面八方的幾十萬建設者也云集深圳，他們都成為特區建設的“開荒牛”。
經過數年的艱苦創業，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初具規模，一座新興的現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國南海之濱，創造了聞名全國的“深圳速度”。
最知名的成果是1982年動工的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負責這一項目的是中國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它在建設過程中達到了最快時三天蓋一層樓的驚人速度，創造了我國建筑史上的新紀錄。“深圳速度”、“三天一層樓”也成為當時媒體提到深圳時的常用詞匯。
1985年，這座高53層共160米的地標建筑成為中國大陸地區建成的第一座綜合性超高層樓宇。
在經濟發展方面，深圳的進展同樣神速。
根據當時國內經濟的現實情況，深圳經濟特區在開創階段，主要采用“三來一補”的形式開辦企業，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大陸企業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術、設備等，根據對方提出的產品質量、規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組裝、整合等基礎制造環節，最后把產品提供給外商，并獲取相應的回報。
許多“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企業后來逐步發展成以自產產品為主的“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其中較大型有康佳公司，中華自行車，家樂家私等等。到1985年底，深圳特區已與外商簽訂協議4696項，協議投資33.5億美元，占全國直接利用外資的六分之一之多。
蛇口工業區更是率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出“蛇口模式”，即不要國家撥款，自行引進外資，自擔風險，產品以外銷為主，高速發展工業。同時，在企業內部凸顯競爭機制，打破了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工資不再固定，合同制和績效工資大大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這一模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其成功經驗很快在特區范圍內得到廣泛推廣。
在這熱火朝天的城市與經濟建設之中，深圳人也形成了新的價值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在北京舉行的新中國成立35周年大慶上，上百部彩車中惟一的一部企業彩車——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彩車就掛著一幅醒目的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正是秉承著這種新的價值觀和一股無畏的“闖勁”，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年里，敢為人先的深圳人總是沖在時代的最前鋒，為人所不敢為，創造了許多全國的“第一次”：
1980年，在中外合資企業竹園賓館和友誼餐廳，第一個試行企業勞動合同制；
1980年，第一個改革工資制度，將市場機制引入工資分配領域；
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新中國第一張股票，中國大陸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誕生；
1984年，率先放開一切生活必需品價格，第一個取消各類票證，終結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票證制度，打響了市場經濟第一槍；
1987年，第一次進行國有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
1988年，成立新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
4、阻力很強大
不過，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對于當時的中國實屬新生事物，它的發展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其中自然不乏各種非議。尤其是1982年的春季，國內許多媒體對經濟特區的質疑之聲鋪天蓋地而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有人指責說：“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飄揚之外，都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還有人說：“特區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香港市場上的水貨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
輿論界也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租界風波”，一些人借討論舊中國的租界問題來議論特區。1982年3月，大陸某報公開刊登《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一文，影射特區把土地有償提供給外商使用，有變成舊中國租界之嫌。同年4月，某報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一文，直接表達了對中國試辦經濟特區的不贊成。當時主管特區工作的谷牧曾說，各種非議之詞，“給特區創辦工作增加了困難，建設發展步履維艱，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特區要不要辦、該不該辦，成了當時中國必須回答的問題。
1984年1月，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首次來到深圳視察，三天的行程結束后，他欣然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是對改革開放政策和特區建設的高度肯定，起到了解除疑惑，穩定人心的作用。
返回北京后不久，鄧小平在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上說道：“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一個指導思想要更加明確，那就是不能收，而是放……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此次講話是特區建設的一針強心劑。
二十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動，導致國內再次出現質問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對于是否繼續改革開放出現意見分歧。有人指責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股份制改革是“私有化”，企業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是“甘愿作為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在這種輿論的干擾下，深圳出現了外商投資減少，甚至抽逃資金的現象。外貿出口下降，生產減弱，旅游業蕭條，全國經濟發展速度也明顯下降。
在經濟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鄧小平以88歲的高齡，于1992年1月19日再次視察深圳等地。在參現深圳市容時．鄧小平充分肯定深圳在改革開放和建沒中取得的成績．并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沒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1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省、市負責人人陪同下參觀國貿大廈，從49樓的旋轉餐廳俯瞰深圳建設的繁榮景象，并在這座曾創造奇跡的地標建筑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這段講話就是著名的“南方談話”。
歌曲《春天的故事》用詩意的語言描寫了這段歷史：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5、創新很及時
經濟特區的特殊地位曾在一段時間內帶給了深圳不小的政策優勢。
不過，隨著改革步伐的加快，更多沿海開放城市（1984年）、沿海經濟開放區（1985年）、國家新區（1992年）加入開放的行列，深圳特區不再獨享在降低稅率和簡化審批等方面的優惠，亦即“特區不特”。如果深圳墨守成規，把思路局限于繼續爭取更多優惠和特權，那么一定會在與時代的賽跑中敗下陣來。
2003年，互聯網上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誰拋棄？》被廣泛傳播，在社會上引發巨大反響。文章特別指出，深圳面臨著對骨干企業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下降的緊迫問題。二十一世紀初，在逐漸失去特區光環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深圳人開始產生焦慮的情緒，對城市的發展前途感到迷茫。
一度光芒四射的特區會從此黯然失色嗎？
深圳用之后十幾年的發展成績問答了這一疑問。通過產業不斷躍升，曾處危機中的深圳找到了一條革新自強、再創輝煌的道路：從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創造，從制造業最低端的“三來一補”出發，深圳經濟走過了勞動力密集型的代工制造過程，終于踏入了位于價值鏈頂端的產品設計、技術研發領域。
高新技術成為深圳經濟的主心骨和第一推動力量，帶動其他產業共同發展。作為我國高新技術最繁榮的城市，深圳又一次向人們宣示了自己無可取代的地位。
深圳高新技術發展的成功與一個重要平臺密切相關，很多國內外人士都是通過這個平臺第一次關注到深圳卓越的科技創新能力。這就是創立于1999年的“高交會”（全稱“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首屆高交會舉辦時，深圳科技力量還遠不如北京、上海那樣雄厚，于是籌辦者爭取了幾個國家部委聯合舉辦。隨著“三部一院”———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科學技術部、信息產業部、中國科學院的加盟，原計劃的“高交會”的名稱之前就多了“中國”兩個字。籌備時間也非常緊張，而且籌辦者對于展會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很沒底。
時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長的李連和對那次開幕式印象深刻。原先擔心沒人氣的高交會人滿為患，會場里人員摩肩擦踵，非常熱鬧。
第一屆高交會就盛況空前，4000多個項目登上交易臺，成交項目1459項，成交總額達65億美元，吸引了境內外各大新聞媒體1100多名記者前來采訪。二十年后，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還曾懷念這次盛會：“我們曾為湊出必須的營運資金而四處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試圖賣掉我們的QQ軟件，幸運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屆高交會這個平臺，我們獲得了第一筆風險投資。”
從第一屆開始，每年一屆的高交會就顯示出了強大的資源聚集和調配能力，成為我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盛會，同時也成為深圳的國際名片之一。這一“中國科技第一展”，在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打通產品從研發到快速市場化的環節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6、企業很給力
當然，高交會的舉辦也只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成功的眾多因素之一。深圳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國科技創新最為密集的城市，與珠三角地區完整的產業鏈、深圳政府正確的引導和鼓勵以及活躍的企業研發也分不開。
在電子產業界內，有著“廣深高速堵車，世界電腦缺貨”的說法，道出了這條高速所在的珠三角地區在世界電子產業中的重要地位。不只是電腦，珠三角地區作為全球智能硬件中心和全球電子產業中心，擁有芯片、模組、方案商、材料、代工廠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條。這為孕育出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提供了硬件條件。
從產品的構想到樣機再到規模化生產，深圳提供了最為便捷、速度最快的創新環境。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疆。
成本昂貴的無人機原本非常小眾，幾乎沒有價廉物美的普及型產品，而大疆利用深圳及周邊地區強大的碳纖維材料、航空鋁后加工、特種塑料、鋰電池、磁性材料等配套產業，把無人機變成了大眾消費品，開創了一個百億級的大市場。其創始人及CEO汪滔曾感慨：“大疆離不開深圳，因為這里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創業環境。大疆創業成長的路上，深深打上了這個城市的烙印。我要感謝這個時代，更要感謝這座城市。”
政府的引導和鼓勵為產業升級和突破提供了重要助力。
1995年我國確立了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而深圳市是這一戰略最積極的踐行者。深圳政府對政府角色有著清晰的自覺，即對整個產業鏈條加以分析，找到影響產業創新突破的關鍵“瓶頸”，并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或鼓勵。
比如深圳產業從代工制造向自主創新的轉型的關鍵時期，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企業缺乏獨立研發創新能力，也沒有這方面的強烈動力。深圳政府為此煞費苦心，出臺了一系列類似商鞅變法中“立木為信”式的引導政策：
鼓勵企業申報自建研究機構，一家企業試著申報后，立刻獲得500萬補貼；
第二年更多企業前來申報時，政府又提出申報研究所不能只有辦公室，還要有符合資質的研究人員，于是一批企業馬上去找學校研究機構，請老師們來當科學家；
第三年申報要求又提高到要有具體研究項目，于是企業家們又回學校去翻老師們的研究課題；
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項目前景預測和市場調研分析……
這樣一步步引導了五年之后，有一批企業嘗到自主研發創新的甜頭，進入產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階段。
另外，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研發和創新方面的活躍性也是關鍵因素之一。
時任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曾指出，深圳創新有四個“百分之九十”的現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機構在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資金源于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專利發明出自企業，“深圳的GDP成績好，并不是因為我們官員的本事大，而是因為深圳企業的貢獻多。”
深圳已初步形成以企業為主的自主創新體系，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培養造就了一批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和技術專家。以最突出的華為為例，2017年，華為研發人員約8萬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研發費用支出為人民幣897億元，約占總收入的15%，是唯一一家進入全球企業研發排名前十的中國公司。
憑借以上幾點，今天的深圳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升級最為成功，高新技術發展最有成效的城市。近十幾年來，“三來一補”企業逐漸銷聲匿跡（或成功轉型），更具知識含量的高新技術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崛起。2017年，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為7359.69億元，占生產總值的33%，是第一大支柱產業，已有11230家深圳公司通過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
在電子信息產業里，深圳有華為、中興、創維、大疆等一系列行業翹楚；在互聯網領域，騰訊控股以5496億美元（2018年1月）的市值領先阿里巴巴、工商銀行等巨頭，占據中國上市公司市值排名榜首；在生物科技方面，華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炎黃一號”亞洲人基因組圖譜等重大項目，是中國第一、世界領先的基因組測序機構；而深圳的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同樣發展迅猛，在石墨烯、柔性顯示等領域已躋身世界前沿。
2017年，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的申請量已經達到2.04萬件，以一城之力超過德國（1.89萬件）和韓國（1.57萬件）全國，是我國第二名北京（0.51萬件）的四倍左右，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的“創新之都”。
7、未來很遼闊
如果從1979年1月寶安縣升級為深圳市開始算起，明年，深圳將迎來自己的“四十大壽”。臨近不惑之年的深圳，在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方面都已經達到了我國一流水平，并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
但更為寶貴的是，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之上，深圳仍然是一座活力四射的年輕人之城。《2018全國城市年輕指數》顯示，深圳已連續三年成為“最年輕的一線城市”。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為32.5歲，其中13.4%為0至14歲的兒童，另外約76%為15至44歲的青壯年，這兩個比例在一線城市中均名列首位。同時，深圳在吸引人口方面同樣領先全國，城市常住人口大幅增加62萬人，遠高于其他所有城市。在包容與大氣的城市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感召下，全國各路人才“孔雀東南飛”，爭相涌入這片熱土。人口數量的增加和結構的年輕化給深圳帶來了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潛力和創造力。
這座一直走在時代前列的青春之城，對未來也充滿了憧憬與抱負。過去幾年里，許多關系到深圳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重大規劃先后出爐：
——一大批高質量的大學、研究所正在建設之中。深圳政府下決心要迅速補全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短板。目前深圳有高校13所，全日制在校生9.98萬人，而到2025年，深圳高校將達到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約20萬人。這其中包括進步迅速的本地高校如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也包括許多引進的國內外著名高校，如已經開始招生的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等。深圳已經與超過半數的985高校和6所香港高校簽署合作辦學協議，如中國科學院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其引進力度之大和建設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2015年4月，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正式成立，深圳市西南部28.2平方千米的土地被納入其中，準許外國商品豁免關稅自由進出，代表著我國大陸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堪稱二十一世紀的“新經濟特區”。該自貿區“依托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推動以“深港組合港”形式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樞紐，打造自貿試驗區新的標桿。
——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城市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上最為繁榮、最有潛力的灣區之一，經濟總量約1.6萬億美元，比韓國或俄羅斯全國還要多。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最積極的促進者，帶頭探索大灣區都市圈“利益共同體”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深圳將與廣州進行功能分工，共同建設廣深科技走廊；另一方面與香港深化合作，共建港深都市區；另外，在推動深莞惠的一體化發展的同時，通過“深中走廊”的建設，力爭成為聯結珠江口西岸和東岸都市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
蓮花山下，南海岸邊。深圳用四十年的光陰從一個邊陲小鎮迅速蛻變成一座欣欣向榮的現代化大城市。在這座“吃著螃蟹長大”的城市里，不斷改革創新已是共識，突破自我成為習慣，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溝通，激發著不盡的創意與斗志。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全球技術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天，深圳擔負著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使命，在如今的高起點上整頓行裝，再啟征程。
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