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雙循環”概念是5月1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當時的通報是“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兩個多月后的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提“雙循環”時，通報內容變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變之處在于多了一句：“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向外界傳達了兩個意思，一是對“雙循環”要“加快”，二是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接下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零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再明確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時的變化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表明了高層對“雙循環”理念的最終定調。

從“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到“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再到定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充分說明國際形勢的變化太快，中國經濟所面臨壓力之大。

2020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全球各國經濟表現“沒有最爛，只有更爛”。中國經濟一方面雖受到沖擊，但目前已回正，并逐步好轉。不過另一方面，經濟結構通過近十年的調整，看似已由外向型轉為內需型，可是內需的動力還不強勁，層級也不高。住房、醫療、教育這三座大山有所緩解，但并未徹底解決，加上互聯網金融、人口老齡化、貧富差距、區域經濟不平衡等都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

原本希望通過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達到相互促進和帶動，可國外疫情非但未減輕，反而更加嚴重，現正承受著第二波、第三波的沖擊，“雙循環”中的外循環正在變弱甚至消失，因此要改變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思路。“形成”一詞的原意為“通過發展變化而成為具有某種特點的事物，或者出現某種情形或局面”。實際情況是，想通過或利用變化來形成的局面受到制約且耗時過久，以中國經濟的現狀等不起，最后，只能明確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與“形成”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本身就有建立的意思，后者則是在現有基礎上去漸漸變化。

需要看到的是，盡管中國經濟面臨壓力，但基本盤未變，發展空間仍然巨大。就“雙循環”中的國內大循環而言，經濟政策工具箱中還有可使用的工具，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所說“要以實現國民經濟體系高水平的完整性為目標，突出重點，抓住主要矛盾，著力打通堵點，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實現供求動態均衡”。

“雙循環”中，以“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國內改革、打通內部經濟循環將會成為未來的政策重心。在劉鶴副總理的文章中提到了六個方面，分別是（一）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二）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三）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四）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五）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六）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可以說這些將會是下一步中國經濟政策的著力點。

在這六條中的第二條里，專門講到房地產部分，說明當前房地產市場分化非常嚴重，如不加以嚴控制將會變成中國經濟的“灰犀牛”，因城施策是房地產調控的關鍵；

在外部環境極端不穩定的情況下，我們對外開放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因此“雙循環”中所提出的“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思路，就是明確只要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以我為主”，無論外面“風吹雨打”也不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前進的步伐。

以上是對“雙循環”核心精神的一點學習心得與體會。